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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870年4月，维也纳

    维也纳的春天来得特别晚。

    四月中旬，本该是杏花盛开的时节，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，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。冷风从多瑙河上吹来，带着一股潮湿的、令人不安的气息。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，脚步匆匆，仿佛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
    有人说，这是因为皇帝心情不好。

    也有人说，这是因为普鲁士人又要打仗了。

    还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帝国本身就要散架了，只是还没人敢说出来。

    雅各布·科恩不在乎这些。他在乎的是：今天的咖啡豆又涨价了。

    “一磅巴西咖啡豆涨了两个克洛伊茨，”费伦茨把进货单递给他，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只能卖菊苣根水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们就卖菊苣根水，”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，“只要客人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喝得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多加糖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叹了口气。“你这个人，迟早要下地狱。”

    “地狱已经满了，”雅各布翻着账本，“我在人间凑合过吧。”

    咖啡馆的生意比去年好了一些。常客从二十个增加到了三十多个，每天的收入勉强能覆盖房租和进货。雅各布攒下了不到一百福林，藏在柜台下面的一个暗格里。这笔钱是他的“救命钱”——万一帝国突然崩溃，或者犹太人再次被驱逐，他至少能买两张去美国的船票。

    虽然他不知道另一张船票该给谁用。

    米里亚姆已经走了两年了。两年里，雅各布没有交过一个朋友，没有爱过一个女人，甚至没有跟任何人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。他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：早上五点起床，煮咖啡，擦桌子，记账，晚上十一点关门，睡觉。

    偶尔，他会梦到妹妹。

    梦里，米里亚姆还是九岁的样子，瘦得像一根木棍，站在码头上朝他挥手。“哥哥，你看，多瑙河是蓝色的！”

    雅各布每次都会在梦里回答：“不，米里亚姆，多瑙河是绿色的。”

    然后他就醒了。

    醒来的时候，枕头往往是湿的。

    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哭过。

    今天的第一个客人来得特别早。

    早上六点半，天刚蒙蒙亮，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。他大约二十五岁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参加葬礼。

    “开门了吗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门开着就是开了，”雅各布说，“你想喝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黑咖啡，不加糖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端过去。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，然后翻开书，开始阅读。

    雅各布瞥了一眼书名——是捷克语的，他不太认识。但他认出了作者的名字：卡雷尔·哈夫利切克，一位捷克诗人兼记者，几年前去世了。

    “你是捷克人？”雅各布问。

    年轻人抬起头，推了推眼镜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    “你读的书，”雅各布指了指封面，“而且你重音发在第一个音节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微微皱眉。“你很敏锐。”

    “开咖啡馆的人必须敏锐，”雅各布说，“否则会被骗得连裤子都不剩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没有笑。他低下头，继续看书。

    雅各布回到柜台后面，开始擦杯子。但他心里记下了这个人——一个说德语带捷克口音的年轻人，大清早来喝咖啡，读一本捷克语诗集，表情严肃，不跟人闲聊。

    要么是诗人，要么是革命者。

    在维也纳，这两种人往往是一回事。

    莱奥·冯·海登莱希今天心情很差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天气——虽然他讨厌下雨。而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封信。

    信是母亲写来的。内容很简单：她决定再婚。

    “亲爱的莱奥，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，他叫赫尔曼·贝克尔，是一位商人在维也纳做木材生意。他很善良，对我很好。我希望你能理解。”

    莱奥不理解。

    他父亲才死了四年。四年。母亲就要嫁给一个“做木材生意的商人”？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人？

    他把信折好，塞进口袋，然后走到操场上，开始跑步。

    一圈，两圈，三圈。

    雨点打在他脸上，混合着汗水流进嘴里，咸咸的。

    他跑了十圈，直到双腿发软，才停下来。他弯下腰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    “海登莱希，你疯了？”施密特从远处跑过来，“下雨天跑步，你会生病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已经病了。”莱奥说。

    “什么病？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走吧，去喝杯咖啡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咖啡虽然难喝，但老板娘的女儿很漂亮。”

    莱奥直起身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。“我没钱。”

    “我请客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看起来需要有人请你喝一杯。”

    莱奥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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